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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德堡
万民啊！拥抱在一起！
和全世界的人接吻，
弟兄们──在上界的天庭，
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。
──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
似乎，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，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。
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，代表团已经回国，而我留在了德国。送走代表团，走出法兰克福机场，坐上黄先生的汽车，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，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。代表团回国，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，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，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，却是绝对安全。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，唱着中国的歌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，我们便想：这就是德国。这时候，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，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。我的心情就好象是，我第一天到了德国。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，兴致是到了极低点。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，才留下的。
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，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，赔了本不说，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，而第二个的我，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。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，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，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，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。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，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，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，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叫作维思巴登。第二日，我穿了一条牛仔裤，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，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，上了火车。火车沿了莱因河行驶，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，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，想家，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。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，始终的，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。在我以后的旅行中，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，因此，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，而以后的旅行，意义也全不在于“快乐”这两个字了。
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，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，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。
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。第一次到海德堡，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“磨房”的地方所路经的。是一个雨天，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，后来雨停了，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。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，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，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，穿过几条小街，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。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，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，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。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，向“磨房”进发。汽车驶进了海德堡，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，好象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。
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，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，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。街上静静的，停了几辆汽车，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，店铺关着门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，天气很好，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，暖烘烘的。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，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。她按了铃。
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，在波恩大学读中文。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读中文，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？她回答我说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却不会说中国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”就是这么简单，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，然后，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，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。门(同:口兹)(同:口兹)地响了。我们推进门去，走过珠宝店的侧廊，上了楼梯。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，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。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，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。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，这两位学生合租的。一共有两间卧房，一个厨房兼餐室，一个淋浴房，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，这一层楼面合用。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，望出去是一片屋脊，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，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，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，难免又要惆怅一时。
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，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，他早已作了准备，腌了蒜汁，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，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，我几乎呛了起来，好象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：很香。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，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，一盆蕃茄沙司，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，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，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。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，此时此刻，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，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，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。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，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，显得斯文而持重，他学的是医学，于是便谈针灸，还有爱滋病。饭后，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，便送了我们出来。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，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，书店关了门，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。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，其中有我的一篇，我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，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。然后，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，便上了车，去大学了，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。这一天晚上，在内卡河的对岸，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；在四十年前，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，有一个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。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，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。
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，走出停车场，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。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，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，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，使你不得不听懂了，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，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。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，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，叫史耐德，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。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，便说，好象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，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：“是的。可是她是女的，而我是男的。”这时候，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，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，很近很近。见我望那里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，想不想吃冰淇淋。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，他却一径微笑着。然后史耐德告诉我：“音乐会是七点，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，因为要爬山。现在是三点，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可以喝咖啡，谈话，也可以玩。”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。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。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，两边是高高的墙，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，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。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，会激起清脆的回音。
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，紧闭着森严的大门，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，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。门无声地开了，涌出杂沓的喧声，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。我们上了楼梯，一扇房门里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，要我们买票。墙上，天花板上，楼道上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，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。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。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，黑色的剪影，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。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，然后朗朗地笑。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！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。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，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，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，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，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，全文如下：
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；
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，
如果诗人到了这里，
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。
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，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。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。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，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，上来了几个学生，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，背着登山包，拿着照相机，腾腾地走到我面前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啤酒恩，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，这是我的法国朋友，帕斯卡亚。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，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，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，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。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：我们要走，因为要占位子。
走出学生监狱，天忽然的阴沉了，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，大声作着宣传：这是贝多芬的第九，第九啊！人们说：天要下雨了，对不起。然后勿勿地走过。天是阴沉沉的。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，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。啤酒棚里坐满了人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。史耐德告诉我，在1945年3月29日，停战的几日之前，老桥终于被炸毁了，然后又修了起来，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。这座桥通过内卡河，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，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，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。今天，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，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。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，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，手持一面铜镜，这铜镜是一个机会，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。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，与这桥下的内卡河，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。天阴得可怕，果然下了一阵小雨，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，要我们快走，因为有长长的山路。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。我们跟上了他，走过了老桥，抵了河的对岸。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，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，我们上了堤岸。隔了一条内卡河，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，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，隔河望去，是那么壮阔的美丽。史耐德说，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，他可以陪我走一走。可是啤酒恩说，没有时间了，还有长长的山路。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。于是，我们只得弃下了智能的哲学家大道，上山了。
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，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。两边是高大的松树，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。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，我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。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，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。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，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。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，不给人休息。柔软的落叶陷着脚，树林阴森而威严。透过树林，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，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。而山道陡地一转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风吹过树林，沙啦啦地响，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。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，好象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。天好象又开始下雨，衣服和头发都湿了，而昂起头去，却没有一滴雨点，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。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，回来对我们说：要快，否则座位就没有了，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，没有座位号码，去晚了，就没有座位了。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，说：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，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。我说，这怎么会呢？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。他说着走着，又走到前面去，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。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，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。
走出黑压压的树林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到了一个平台，有水龙头。于是，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，喝了水，继续向上。从这里开始，路途不再寂静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，都背着登山包，穿著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，一伙一伙的上山。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，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。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，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，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。树林开始稀疏，天空亮了，还有微微的蓝色。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有的超了我们前去，又有的被我们超过，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。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。这四十年里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。它荒芜了四十年，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，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。
树林渐渐疏朗了，山... -->>
海德堡
万民啊！拥抱在一起！
和全世界的人接吻，
弟兄们──在上界的天庭，
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。
──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
似乎，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，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。
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，代表团已经回国，而我留在了德国。送走代表团，走出法兰克福机场，坐上黄先生的汽车，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，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。代表团回国，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，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，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，却是绝对安全。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，唱着中国的歌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，我们便想：这就是德国。这时候，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，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。我的心情就好象是，我第一天到了德国。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，兴致是到了极低点。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，才留下的。
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，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，赔了本不说，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，而第二个的我，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。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，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，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，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。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，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，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，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叫作维思巴登。第二日，我穿了一条牛仔裤，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，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，上了火车。火车沿了莱因河行驶，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，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，想家，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。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，始终的，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。在我以后的旅行中，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，因此，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，而以后的旅行，意义也全不在于“快乐”这两个字了。
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，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，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。
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。第一次到海德堡，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“磨房”的地方所路经的。是一个雨天，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，后来雨停了，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。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，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，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，穿过几条小街，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。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，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，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。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，向“磨房”进发。汽车驶进了海德堡，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，好象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。
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，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，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。街上静静的，停了几辆汽车，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，店铺关着门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，天气很好，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，暖烘烘的。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，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。她按了铃。
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，在波恩大学读中文。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读中文，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？她回答我说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却不会说中国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”就是这么简单，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，然后，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，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。门(同:口兹)(同:口兹)地响了。我们推进门去，走过珠宝店的侧廊，上了楼梯。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，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。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，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。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，这两位学生合租的。一共有两间卧房，一个厨房兼餐室，一个淋浴房，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，这一层楼面合用。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，望出去是一片屋脊，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，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，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，难免又要惆怅一时。
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，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，他早已作了准备，腌了蒜汁，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，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，我几乎呛了起来，好象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：很香。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，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，一盆蕃茄沙司，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，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，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。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，此时此刻，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，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，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。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，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，显得斯文而持重，他学的是医学，于是便谈针灸，还有爱滋病。饭后，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，便送了我们出来。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，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，书店关了门，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。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，其中有我的一篇，我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，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。然后，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，便上了车，去大学了，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。这一天晚上，在内卡河的对岸，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；在四十年前，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，有一个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。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，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。
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，走出停车场，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。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，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，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，使你不得不听懂了，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，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。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，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，叫史耐德，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。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，便说，好象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，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：“是的。可是她是女的，而我是男的。”这时候，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，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，很近很近。见我望那里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，想不想吃冰淇淋。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，他却一径微笑着。然后史耐德告诉我：“音乐会是七点，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，因为要爬山。现在是三点，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可以喝咖啡，谈话，也可以玩。”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。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。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，两边是高高的墙，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，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。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，会激起清脆的回音。
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，紧闭着森严的大门，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，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。门无声地开了，涌出杂沓的喧声，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。我们上了楼梯，一扇房门里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，要我们买票。墙上，天花板上，楼道上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，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。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。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，黑色的剪影，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。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，然后朗朗地笑。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！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。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，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，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，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，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，全文如下：
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；
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，
如果诗人到了这里，
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。
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，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。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。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，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，上来了几个学生，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，背着登山包，拿着照相机，腾腾地走到我面前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啤酒恩，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，这是我的法国朋友，帕斯卡亚。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，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，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，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。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：我们要走，因为要占位子。
走出学生监狱，天忽然的阴沉了，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，大声作着宣传：这是贝多芬的第九，第九啊！人们说：天要下雨了，对不起。然后勿勿地走过。天是阴沉沉的。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，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。啤酒棚里坐满了人，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。史耐德告诉我，在1945年3月29日，停战的几日之前，老桥终于被炸毁了，然后又修了起来，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。这座桥通过内卡河，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，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，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。今天，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，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。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，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，手持一面铜镜，这铜镜是一个机会，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。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，与这桥下的内卡河，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。天阴得可怕，果然下了一阵小雨，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，要我们快走，因为有长长的山路。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。我们跟上了他，走过了老桥，抵了河的对岸。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，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，我们上了堤岸。隔了一条内卡河，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，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，隔河望去，是那么壮阔的美丽。史耐德说，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，他可以陪我走一走。可是啤酒恩说，没有时间了，还有长长的山路。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。于是，我们只得弃下了智能的哲学家大道，上山了。
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，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。两边是高大的松树，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。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，我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。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，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。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，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。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，不给人休息。柔软的落叶陷着脚，树林阴森而威严。透过树林，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，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。而山道陡地一转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风吹过树林，沙啦啦地响，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。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，好象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。天好象又开始下雨，衣服和头发都湿了，而昂起头去，却没有一滴雨点，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。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，回来对我们说：要快，否则座位就没有了，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，没有座位号码，去晚了，就没有座位了。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，说：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，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。我说，这怎么会呢？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。他说着走着，又走到前面去，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。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，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。
走出黑压压的树林，眼前忽然一亮，到了一个平台，有水龙头。于是，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，喝了水，继续向上。从这里开始，路途不再寂静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，都背着登山包，穿著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，一伙一伙的上山。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，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。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，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，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。树林开始稀疏，天空亮了，还有微微的蓝色。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有的超了我们前去，又有的被我们超过，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。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。这四十年里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。它荒芜了四十年，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，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，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。
树林渐渐疏朗了，山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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