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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哪怕已经确保决赛双方都是国人选手，她的半决赛还得输。
那就是妥妥的让领导面前的红人了，不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了。
对于这种狗官黑恶势力，是当然不能低头的。她连拖时间都懒得拖了，直接3比0赢了算了。
何况何最后没让球的情况下，也确实拿了金牌。(有人为官府洗白说她也是此前让球的受益者，但且不论这个是否能证明，光有‘哪怕不是为了国家利益，长官都能要求让球’这个恶根在，就不该对狗官退让。)
至于后来被处分、禁赛退役，然后代表国家参赛无望，嫁给扶桑人改名入籍参赛，那又过了好几年，是92年的事情。
虞美琴对小山智丽事件的认识，基本上也是停留在不翻墙看到的纸面内容。
所以冯见雄挑了一些比较难看见的秘闻和她一解释，虞美琴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“扣不爱国大帽子”的事情，里面的利益纠葛要复杂得多。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怎么是这样……唉，算了，这点我不劝你了。只能说何智丽如果真是为了不让狗官得逞，那也是情有可原了。但谁都不是她内心的读者，我们无法判定她究竟是为了对抗官府还是为了个人私-欲荣辱，就不多说了吧。”
虞美琴这么表态，算是半份服软了。不过她显然还有一丝不可思议，忍不住叹息：“不过真是不敢相信，居然那些官方的什么什么局这么强势。真会作出‘为了捧红角儿’而让人让球的事情？”
“这有什么，事实上，国内对于那些‘我国已经稳拿世界冠军’的项目，素来都是有这样的先例的——咱不吹不黑，如果某个项目，只有某个运动员能为国拿世界冠军，缺了他绝对玩不转，那这种项目上，官员还是不太敢插手的，毕竟政绩更重要。
但如果是‘这个项目是我国传统优势，随便拿一个国内第七第八的人，到世界上都能拿冠军’，那内定更符合长官意志捧角的红人就很常见了。
远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，乒乓国手李F荣就在世锦赛决赛上让球给另一国手庄Z栋——当时这两人已经进了世锦赛决赛，也就是金牌银牌肯定都是华人的，绝对不存在国家利益问题——而让球的来源，据说是某个老帅发话‘敏感时期，应该让代表首都人民的庄Z栋赢代表南方沪江人民的李F荣’。”
（李F荣是沪江人。庄Z栋按籍贯来说，祖籍杨州，出生也在杨州，但他出生时其父已经去了京城某生，抗战胜利后将妻、子接到京城，庄Z栋5岁起就在京城读书长大的。）
后人或许见识过无数“京沪之争”，但肯定没法想象这种让球。
但是在S反W反、改造社会、跃进的年代，在南X干部与地方注意**的年代，为了体现“受社会注意熏陶更重、更悠久地区的优越性”，这种让球也是有政治意义的。
只能说是事急从权、斗争策略吧。
至于让球的人，其实也会有好处补足。不可言说，自己谷之度之。
……
虞美琴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她觉得自己的三观再次被冯见雄刷新了。
内心，颇有一丝苦涩。
一种“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他好，其实我的坚持却很可笑”的挫败感。
“算了，这个问题不说了吧，以后这方面我绝不劝你了——刚才的话题是我自己杞人忧天，这杯算我赔礼。”
虞美琴端起高脚杯，把三分之一杯干邑白兰地一口饮尽，酒入愁肠，却是垂下泪来。
借着酒劲，她也不耻下问，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，继续诚恳地追问：
“小雄，你看不起坐机关的人，这一点究竟是为什么，我也不想质疑你了，我相信你有你的道理，只是我原先不明白——但是你如果不嫌弃我烦，我希望你给我解惑。我一直觉得那些考进去的新公务员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开地图炮呢？”
“我没开地图炮啊，我只是觉得，让一个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去当官，是对这个国家的浪费，也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有问题、官本位需要扭转的地方。如果北大清华读了这么些年，最后却去当官，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？”
冯见雄犀利地解释，虞美琴楞了一下，却一点无法反驳。
她执拗地求知：“那我们说点轻松的吧，你觉得，在你心目中，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干啥？次一级的人才应该干啥？”
冯见雄吃了个炭烧章鱼，想都没想：“让我选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有活力、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，第一等的人才应该去经商，第二等的人才去当科研人员……”
虞美琴当即不能接受：“经商？！这怎么行！你要是说第一等的人才去搞科研、不该当官，我还能理解，可是商人也没那么大社会贡献，只是逐利啊……我不是看不起商人，但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第三级人才经商也就够了。”
冯见雄示意妹子稍安勿躁：“别急，我还没说透彻。商人的伟大程度也分三六九等。我说的去立志经商的第一等人才，并不是做互通有无、降低社会成本，甚至仅仅金融投资、投机倒把的卑鄙小人。
我说的第一等从商人才，是去经那些创造性的商，为新的科学研究方向和即将出现的潜在科研成果，铺垫商业模式、应用场景——马克思说过，当市场产生一种需求，它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进步。所以在我眼中，够资格称得上一等人才的商人，必须是引领科技创新、发明市场需求的伟人。普通商人，自然没资格了。”
虞美琴这才接受了这个设定。
冯见雄便继续说下去。
“所以，一等人才做发明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的商人；
二等人才顺着一等人才铺设的氛围搞具体科研；
三等人才充实降本增效的实业界；
最多让一个国家的第四等人才去当官员和充实服务型事业单位；
然后第五六七八等做普通商人啦、从事文化创造、服务业、工农业生产型单位……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，最后挑剩下来去当兵，这个社会才是昂扬活力，充满国际竞争力的。”
“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最优秀的都是军政人才——那我们还要努力什么？不用努力了，直接移民非洲黑叔叔们的国度，那儿已经有一堆军政单位吸收一国英才的军事政变国家了。而且我相信华人如果真愿意当非洲人，移民门槛肯定是够的。”
也就是说，哪怕已经确保决赛双方都是国人选手，她的半决赛还得输。
那就是妥妥的让领导面前的红人了，不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了。
对于这种狗官黑恶势力，是当然不能低头的。她连拖时间都懒得拖了，直接3比0赢了算了。
何况何最后没让球的情况下，也确实拿了金牌。(有人为官府洗白说她也是此前让球的受益者，但且不论这个是否能证明，光有‘哪怕不是为了国家利益，长官都能要求让球’这个恶根在，就不该对狗官退让。)
至于后来被处分、禁赛退役，然后代表国家参赛无望，嫁给扶桑人改名入籍参赛，那又过了好几年，是92年的事情。
虞美琴对小山智丽事件的认识，基本上也是停留在不翻墙看到的纸面内容。
所以冯见雄挑了一些比较难看见的秘闻和她一解释，虞美琴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“扣不爱国大帽子”的事情，里面的利益纠葛要复杂得多。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怎么是这样……唉，算了，这点我不劝你了。只能说何智丽如果真是为了不让狗官得逞，那也是情有可原了。但谁都不是她内心的读者，我们无法判定她究竟是为了对抗官府还是为了个人私-欲荣辱，就不多说了吧。”
虞美琴这么表态，算是半份服软了。不过她显然还有一丝不可思议，忍不住叹息：“不过真是不敢相信，居然那些官方的什么什么局这么强势。真会作出‘为了捧红角儿’而让人让球的事情？”
“这有什么，事实上，国内对于那些‘我国已经稳拿世界冠军’的项目，素来都是有这样的先例的——咱不吹不黑，如果某个项目，只有某个运动员能为国拿世界冠军，缺了他绝对玩不转，那这种项目上，官员还是不太敢插手的，毕竟政绩更重要。
但如果是‘这个项目是我国传统优势，随便拿一个国内第七第八的人，到世界上都能拿冠军’，那内定更符合长官意志捧角的红人就很常见了。
远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，乒乓国手李F荣就在世锦赛决赛上让球给另一国手庄Z栋——当时这两人已经进了世锦赛决赛，也就是金牌银牌肯定都是华人的，绝对不存在国家利益问题——而让球的来源，据说是某个老帅发话‘敏感时期，应该让代表首都人民的庄Z栋赢代表南方沪江人民的李F荣’。”
（李F荣是沪江人。庄Z栋按籍贯来说，祖籍杨州，出生也在杨州，但他出生时其父已经去了京城某生，抗战胜利后将妻、子接到京城，庄Z栋5岁起就在京城读书长大的。）
后人或许见识过无数“京沪之争”，但肯定没法想象这种让球。
但是在S反W反、改造社会、跃进的年代，在南X干部与地方注意**的年代，为了体现“受社会注意熏陶更重、更悠久地区的优越性”，这种让球也是有政治意义的。
只能说是事急从权、斗争策略吧。
至于让球的人，其实也会有好处补足。不可言说，自己谷之度之。
……
虞美琴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她觉得自己的三观再次被冯见雄刷新了。
内心，颇有一丝苦涩。
一种“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他好，其实我的坚持却很可笑”的挫败感。
“算了，这个问题不说了吧，以后这方面我绝不劝你了——刚才的话题是我自己杞人忧天，这杯算我赔礼。”
虞美琴端起高脚杯，把三分之一杯干邑白兰地一口饮尽，酒入愁肠，却是垂下泪来。
借着酒劲，她也不耻下问，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，继续诚恳地追问：
“小雄，你看不起坐机关的人，这一点究竟是为什么，我也不想质疑你了，我相信你有你的道理，只是我原先不明白——但是你如果不嫌弃我烦，我希望你给我解惑。我一直觉得那些考进去的新公务员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开地图炮呢？”
“我没开地图炮啊，我只是觉得，让一个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去当官，是对这个国家的浪费，也是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有问题、官本位需要扭转的地方。如果北大清华读了这么些年，最后却去当官，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？”
冯见雄犀利地解释，虞美琴楞了一下，却一点无法反驳。
她执拗地求知：“那我们说点轻松的吧，你觉得，在你心目中，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干啥？次一级的人才应该干啥？”
冯见雄吃了个炭烧章鱼，想都没想：“让我选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有活力、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，第一等的人才应该去经商，第二等的人才去当科研人员……”
虞美琴当即不能接受：“经商？！这怎么行！你要是说第一等的人才去搞科研、不该当官，我还能理解，可是商人也没那么大社会贡献，只是逐利啊……我不是看不起商人，但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第三级人才经商也就够了。”
冯见雄示意妹子稍安勿躁：“别急，我还没说透彻。商人的伟大程度也分三六九等。我说的去立志经商的第一等人才，并不是做互通有无、降低社会成本，甚至仅仅金融投资、投机倒把的卑鄙小人。
我说的第一等从商人才，是去经那些创造性的商，为新的科学研究方向和即将出现的潜在科研成果，铺垫商业模式、应用场景——马克思说过，当市场产生一种需求，它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进步。所以在我眼中，够资格称得上一等人才的商人，必须是引领科技创新、发明市场需求的伟人。普通商人，自然没资格了。”
虞美琴这才接受了这个设定。
冯见雄便继续说下去。
“所以，一等人才做发明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的商人；
二等人才顺着一等人才铺设的氛围搞具体科研；
三等人才充实降本增效的实业界；
最多让一个国家的第四等人才去当官员和充实服务型事业单位；
然后第五六七八等做普通商人啦、从事文化创造、服务业、工农业生产型单位……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，最后挑剩下来去当兵，这个社会才是昂扬活力，充满国际竞争力的。”
“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最优秀的都是军政人才——那我们还要努力什么？不用努力了，直接移民非洲黑叔叔们的国度，那儿已经有一堆军政单位吸收一国英才的军事政变国家了。而且我相信华人如果真愿意当非洲人，移民门槛肯定是够的。”